重寫中國文字學史的新起點:<<宋元明六書學研究>>

這幾天在看黨懷興的<<宋元明六書學研究>>北京:中國社科;2000

我覺得他的觀點很有趣，點出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讀這本書之前，我先讀民初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自敘>其中提到說文之後的字書發展，丁福保的觀點是宗許，這與清儒一致，對宋代王安石<<字說>>鄭樵<<六書略>>開啟自創新說解字甚為不滿，現在台灣的研究文字學都對王鄭二人多半沒有好感。

黨懷興發現一直到現在許多研究說文或中國文字學史的書仍延續清儒以降的看法，但他在閱讀宋元明人的六書著作中發現許多我們認為清儒的"創見"在宋元明人手中就有痕跡可循，清代乾嘉小學不是無源之水，如戴震四體二用，在元代已有人提出，明代有人延續解釋，戴震本有<六書論>但已經亡佚，他的六書看法並非憑空而起。

黨懷興認為宋代經學風氣轉變，而依附經學的說文地位也隨之轉變，更重要的是金石學之興起，帶給研究文字的人有新材料，對於文字演變的痕跡歷歷可數，而不以許慎說法為滿足，所以勇於創新。但是當時還是有堅持許慎<<說文>>為正解的傳承，黨懷興的老師王寧(大陸訓詁學文字學專家)就點出他著意於新創的部份，忽略延續傳承漢唐尊說文的一脈，若能從對立面來看會更精采豐富。

我覺得這對目前要研究文字學的人其實是很好的啟發，而且文字學史可以重寫，黨懷興的書就是一個起步，他沒做到的，正好打開很多人的後續研究。對於宋元明的文字學研究不值一提的評價，應該要重新省思，相對於清儒金石研究一樣，宋人能有資源重新研究文字演變，在於大量金石資源重新出現，阮元及阮元學圈作的，宋代人已經有示範，阮元最愛的書之一就是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嗜好金石而影響碑帖理論書法發展也是在清代達到頂峰，這其中又是另一藝術史研究課題，彰師有篇<阮元碑學研究>的碩論可以參考

<<說文>>是依經而立，許慎是總結秦漢文字研究來解古文經，唐代敕修<<五經正義>>是有意再次整理經書，需要可依循的規範，對<<說文>>態度比較尊重，清儒是尊經崇漢，丁福保收清人說文著作一百多種，不亞於清儒經解作品。惟獨宋元明開啟另一條對文字解說的看法，我想這與疑經改經之風相關，字書多元發展也有關係。為何需要重整?這與書籍散失嚴重有關，相關藏書樓研究，中國文獻學的書籍都可以參考。

"六書"，只能解釋小篆體系的文字，許慎無法顧及漢之後的文字演變，從魏晉隸變，到唐楷書完成，字體變遷甚多，單純就文字發展，<<說文>>實有不足，也不必過於推崇，但是如果回到許慎解經立場看<<說文>>，經書所載聖人之道，先王大法，可供治平之資，再對照新朝建立時要頒訂制度，經書始終是重要參考資源，字說不一，解經就會有爭議。說文與經學與制度設計的關係，是另一課題，而且正是<<說文>>價值之所在。

就文字而言，關於字體，正字、通用字(或體)、俗字、訛字，這些名稱我覺得是代表文字的一種位階，這當中的界線是有所浮動的，關於俗字的研究，大陸也有相關著作，我想這其中一定也有題目，如堅守所謂正體字的字書與蒐羅通用俗字的字書或許可以用文化史來看。

若從學術史研究進路來看，歷代文字學史仍大有可為!
宋代金石學興起，20世紀初因考古發現甲骨文金文而演生古文字學，如今出土文獻豐富，每次新材料出土就給文字學新資源。像黨懷興的書就是打破成見重新從學術事實出發去審視當時的[新說文學]，我想說文解經而作，而經學研究的範圍很廣，說文作為古典研究仍大有空間，歷代示範也很多，天文地理名物典章制度衣冠等等。

今日我們跟宋、清、民初的人相似，都可以期待新出土的文物成為研究材料。對研究經學的學人來說，又熟於文字者，何不再當一次許慎呢?

還有一點，我從來沒想過從書名來看南唐徐鍇<<說文繫傳>>的命名正是因為尊說文若經，根據丁福保的自敘也有提到清儒也有人做說文正義。

或許我想太遠，但我覺得中國文字學的未來，何不如宋元明人之新創精神，重新建立一套原則來兼容並包 納百川於海的文字構形原則，這條路更遠更難成，但更有挑戰性，遠比一些謹守師說做某書研究來得有意義多了。當然我自知對小學是沒有天份，但我覺得這些心得可以提供一些有志於文字學的同行參考。

以上是這二天讀這本書的心得。